中国梦口述实录之六

　　30年前，10多岁的姚欢庆赤脚站在浙江绍兴一个小镇的水田里插秧。转眼间一上午过去了，姚欢庆的腰都有些直不起来，抬头看看火辣辣的太阳，大颗的汗珠顺着脖子往下流。这时他才注意到，头上的痱子在太阳的灼烧下一阵阵又痒又疼。看着机耕路上一个个骑着摩托和自行车驶去的背影，其中有自己的同班同学，他有点发呆，他想或许有一天，“我可以改变这一切”。

　　30年后，姚欢庆以自己的努力诠释着梦想的力量，他站在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台上，成为人大法学院副教授，并多次以公民代理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以一己之力为社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说：“是公平的社会环境让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因此，我也希望通过自己所学为社会公平鼓与呼。”

　　编者按

　　提到自己的“中国梦”，作为研究法律的知识分子，姚欢庆希望社会更公平，能够真正像习总书记提的那样“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作为法律的实践者，他也在身体力行，免费为公民作诉讼代理人，为社会的公平公正尽自己的努力。

　　“我曾是教育制度的受益者，从农村出来的。但现在，大学里的农村孩子越来越少。看到这些，作为一名老师，我很痛心，也很惭愧。”

　　作为教育工作者，姚欢庆希望政府能为孩子们提供更有希望的教育环境，让年轻人能够看到上升的可能，这样国家才有创造力。而他自己，也愿意贡献更多的力量，为孩子们提供更平等的教育机会。

　　7岁到生产队挣工分

　　8亩地一直干到研究生毕业

　　6月19日，记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采访了姚欢庆教授。当时正值毕业季，同学们身穿硕士服，顶着烈日，兴高采烈地拍着毕业照。人群中不时有几位同学过来和姚欢庆打招呼。看着同学们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姚欢庆流露出充满成就感的微笑。

　　这些孩子给了我人生真正的荣耀感和神圣感。小时候我并没有想过当老师，但做老师以后，特别有成就感。我本性“好为人师”，职业和兴趣结合在一起，迸发出无穷的动力和热情。

　　与这些孩子不同，我出生在一个特别的年代，70年代初，恰巧赶上了“苦”尾巴，也算是经历了一些苦难。

　　7岁的时候，我们老家还没有分田到户，我在生产队里干过农活，还挣过工分。当然这是业余客串，因此虽然很累，但很有乐趣，毕竟年龄小，觉得好玩。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分田到户，我家分到8亩地。

　　那时候一年要种三季，除了早稻和晚稻两季外，还间种春小麦和油菜。小时候，遍地都是油菜花。油菜结籽以后，油菜垅长得特别高，我们就在里面捉迷藏。现在的孩子很难感受到这样简单的快乐，有时候想起来我还觉得很美好。

　　但一到抢种抢收的季节，全家就得没日没夜地干农活，起早贪黑，每天都是天刚亮就起床干活，天黑到家吃个饭倒头就睡。父母更辛苦，我们这些小孩好一点。

　　夏天天热的时候，水田里的温度要到四五十度，腿上的汗毛都会被烫掉。为了防止太阳晒伤，不管多热都得穿着仿的绿军装。那么热的天气里，再穿上这个，难受劲可想而知。穿的时候真的是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这种感觉到现在为止，我还印象深刻。

　　为了让秧苗尽早活过来，越是到傍晚越要加紧插秧。晚上蚊子特别多，真的像“轰炸机”一样，在耳边嗡嗡叫，叮得浑身到处都是包。但为了专注插秧，这些都顾不上。只记得等插完最后一支秧，腰都直不起来。

　　80年代中期，我们老家流行把田挖成塘，用来养鱼、养珍珠。有一次挖塘是在冬天的时候，赤着脚站在布满冰棱子的池塘里，脚刚一伸进去，就红了，真是难受极了。干完后，又赤脚走在田间的小路上，路面都是石子和沙子，那真是钻心一样的疼。

　　这些细节，至今仍历历在目，我记得很清楚，在以后的人生岁月，无论再吃什么苦，都真的不觉得什么了。后来上了大学，读了硕士研究生，在留校任教之前，每年假期都要回家帮父母分担劳作。

　　舅舅的启蒙让姚欢庆

　　感受到知识改变命运

　　姚欢庆是那种调皮但又很聪明的学生。他的学习成绩一直较好，从小到大在农村的小学、中学，一般都在班里名列前茅，高中分班后一直都是考“第一”。

　　但真正触动他的是两个舅舅，他们通过考大学改变了命运，三舅考了三年才考上，这对他的影响很大。身为农村户口，他当然也想跳龙门。拿到城镇户口，农村孩子都有这样的情结。这样的决心，化解了他上学过程中的种种艰难。

　　初中的学校离家远，有十几里地。刚上初中的时候，没人送我去上学，也不认识路，我一个人就跟着高年级的孩子一起走。星期六下午回家的时候，没人带了，特别担心自己找不到家。

　　当时的农村中学，除了极个别的同学因为家里穷，也吃不起食堂的饭菜，大部分同学都是自己背着米和菜，我也不例外。

　　现在我还记得自己担着扁担，前头是被子，后头是米和菜。一个星期的伙食都在里面，菜就必须得禁得住放，所以一周下来都是梅干菜。每个星期都是如此。

　　第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南方夏天还没有过去，要自己带蚊帐和凉席。因为家里穷，我的蚊帐补了又补，没有一个完整的地方，成了“宿舍一景”。同学们经常嘲笑我，我很难为情。

　　其实，我真正意识到必须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是在高一。当时我数理化成绩比较好，但英语却是在及格的边缘。为此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学习，到了高二的时候，英语成绩就成了班里的前几名。

　　我很幸运，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高考那年，我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超过了最初给我思想启蒙的两个舅舅。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我考上人民大学以后，我弟也非常用功。第二年，他也考上了大学，读的是医学。

　　农村孩子上大学 乡音经常被嘲笑

　　农村孩子第一次走进大城市上大学，大都经历过自卑。正因为姚欢庆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每次给新生上课，都会以自己的经历讲如何克服刚上大学时的自卑心理。

　　像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普通话都很差，在家乡的课堂上，老师一直是用方言讲课。上大学以后，走进大城市，同学们都用普通话交流，我和同学的交流就比较困难。

　　我上大学时，只是在开学前，跟着广播临时学了几句普通话，比如“你好，我是浙江的”等简单的会话。第一天，我的同屋觉得我的普通话挺标准，但很快就露馅了，闹了无数的笑话。现在见面，他们还经常打趣我的普通话。

　　除了普通话不行，知识面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到宿舍同学谈到足球、流行音乐、电影以及其他与城市生活有关的事情，姚欢庆完全插不上嘴，和“盲人”一样。

　　我心态比较好，愿意诚恳接受自己的“短板”，经常自我解嘲，其实同学们大多是善意的“调戏”，时间长了，他们还会来帮助你。在同学们的帮助下，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和我的老乡们比，我的普通话已经是非常好的了，口音比较少。

　　此外，和城市有关的事情，随着时间的积累也都会掌握。这一点，姚欢庆经常和新生们讲，要分清知识和信息的区别，比如第一次看电视，城里孩子一按开关，电视就开了，但农村孩子可能没有见过电视机，不会开。这没有关系，别人告诉你或者自己看着别人开，下次你也就会开了，这仅仅是一种信息而已。对于这种信息的缺失，大可不必自卑，这是不同的成长经历造成的。信息上的差距，随着大学生活开展，慢慢就消失了。而知识不一样，你只有掌握知识才有未来的发展。认识到这一点对农村孩子非常重要。

　　遍寻邻居家的书，“谁家有什么书我都知道”

　　我对书的感觉，可以用“迷恋”来形容。在农村，家里有书的很少，很多家庭一本书都没有。因为家里穷，我家是没有书可看的。从9周岁时开始，我就遍寻邻居家的书，“谁家有什么书我都知道”，而且经常看着看着把吃饭的时间都给忘了。幸亏那时候的书都没有什么不干净的内容，我这样囫囵吞枣也不会出差错。

　　小时候，想看连环画，又没钱买。于是，我就“蹭”书读，别的小朋友看连环画的时候，他们喜欢看画，而我喜欢看文字。一般来说，看画肯定比看字快。小孩子占有欲都很强，必须自己拿着书，只允许我凑在旁边看。所以翻页的时候肯定不等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练就了“一目十行”的能力，读文字比他们看画还快。

　　这种快速阅读的能力对日后做法律研究非常有帮助，尤其是看证据材料这些巨量阅读内容的时候，快速阅读真是帮了我大忙。

　　姚欢庆进了大学之后，看到图书馆里有那么多书，真的深刻感受到什么是“知识的海洋”。拿他的话说，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而且看书不用花钱。这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真是太美好了。刚进大学，第一年，姚欢庆如饥似渴地读小说，将当时自己了解的那些世界名著都看了个遍。

　　我们上大学那会，图书馆还不是现在这样电子化管理，找书也没那么方便，当时因为经常去图书馆，对书籍的摆放非常熟悉，甚至于哪本书在什么位置，都很清楚。这对于在阅览室阅读一些“抢手货”非常重要。当时法学专业的理论主要看台湾的图书，而阅览室里港台版的专业图书比较少，特别受学生欢迎。大家一进阅览室都争先恐后拿这些书，对书的摆放非常清楚，就很容易迅速定位，拿到想看的书。

　　那时候借书要用借书卡，上面会有前面曾经借阅图书的借阅人的签名，借书的时候经常可以从借书卡上看到自己借的书一些学术界前辈也借过，内心就特别激动。

　　虽然小时候穷，说实在的，我并不憎恨贫穷，相反，贫穷给了我很多财富。

　　做老师是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尽管农村出来的姚欢庆内心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但到大学毕业后如何选择职业并没有明确的方向。1996年，姚欢庆硕士毕业，当时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工作机会很多，公务员等都是好去处，福利也比较好。但当时导师比较欣赏他，建议他留校任教。当时当老师工资低，住房条件也很差，但最终姚欢庆选择了做老师。他现在认为，做老师是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我1993年本科毕业，三年后硕士毕业，那时工作都比较好找。

　　记得当时宁波海关来我们学校招人，要浙江籍学经济法的男生，只有我一个符合条件。但我并没有去，而是选择了考研。当时我就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意识比较薄弱，未必抵御得住各种诱惑。这并不是我多虑，几年之后，宁波海关因为贪腐问题几乎全军覆没。这对我以后职业的选择影响很大。硕士毕业后选择当老师，也考虑到这一点。

　　小时候，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当老师，选择做老师也是一种机缘巧合。硕士毕业后也有很多选择，但导师说希望我留校任教。我心里充满感激，因为这说明导师很赏识我、信任我，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老师，我当时也是同学中最早确定工作的。

　　身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姚欢庆教授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我要一辈子当老师”。记者曾去人大听过姚欢庆的讲课，学生对其评价，讲课时富有激情，如行云流水。

　　刚做老师那会儿，我就想得很清楚，教书教得好也是度过45分钟，教的不好也是度过45分钟。如此，那我一定努力做好这份工作，让工作本身不再有压力。

　　我很享受老师这份工作。上课前可能很疲惫，但一进教室就好像换了一个人，马上就神采飞扬。看着同学对知识渴求的眼神，听到每次下课时的阵阵掌声，内心充满成就感。我经常回家会和我爱人说，今天同学们的掌声很热烈，这真的是对我人生价值特别大的肯定。

　　前段时间，我以公民代理身份参加了王老吉、加多宝凉茶红罐装潢权诉讼案的庭审，因现场辩论十分激烈，直至晚上8点左右庭审才结束。这超出我的预期。第二天，我还有上下午的课程安排，原打算当晚返回北京，第二天就不会耽误上课，但因为庭审结束时间太晚无法当天赶回上课。

　　没办法，上午的课找了其他老师代课，但我心里十分内疚。不能因为其他事情耽误教学工作，是我的底线。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匆忙从宾馆赶往机场，搭当天最早的班机回京。意外的是，当天上午8点的航班临时取消，我的机票被航空公司改为10点钟的航班。为了不耽误下午给学生上课，我自掏腰包，花了4000多元购买了9点钟的头等舱赶往北京。

　　应该说能做一名老师，我很荣幸，也很珍惜。当老师，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对话姚欢庆

　　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尽“微薄之力”

　　初次采访姚欢庆，是因为“中国包装装潢第一案”王老吉、加多宝凉茶红罐装潢权诉讼案，他以公民代理身份为加多宝辩护。业内人士都清楚，公民代理是不收取任何报酬的。对于这样“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姚欢庆却有不一样的认识，他的逻辑很简单，学法律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

　　记者：到现在为止您做过几个案件的公民代理人？

　　姚欢庆：十几个吧。除了正在做的加多宝和王老吉的红罐包装诉讼案，也曾帮助中国标准设计研究院、新华社等单位做过几次“公民代理”，最终均胜诉。

　　记者：为什么要做公民代理人呢？

　　姚欢庆：法律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学法律的人，应该为社会服务，如果不参与其中，那么所学到的知识也经不起考验。我希望用自己所学，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记者：那可以做律师？

　　姚欢庆：我1993年就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1999年申请了兼职律师证。但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很影响教学工作。所以2001年我放弃注册，也就放弃了律师从业资格。

　　记者：做兼职律师期间，有什么收获？

　　姚欢庆：我当时做了很多法律援助，其中一起我现在还记得，一名北京中学生在工地门口摔了一跤，不幸的是还摔骨折了，但家里又很穷。我帮他和施工企业交涉，争取到了足够的医药费。

　　记者：您还记得第一次公民代理的经历吗？

　　姚欢庆：当然，那是1996年，一个外企的中层员工在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之后，没有得到补偿。为此，通过朋友找到了我，当时我还在硕士毕业期间，也想证明下自己的实力，就接受了。最终我为这个人争取到了应有的权益。

　　记者：“中国包装装潢第一案”王老吉、加多宝凉茶红罐装潢权诉讼案在法律界争议很大，您为什么要卷入这个漩涡？

　　姚欢庆：从个人认知和专业角度出发，包装装潢权归加多宝在法律上看完全站得住脚。

　　更重要的是，这个案件有很强的范例作用，对教学工作有很大帮助。因此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答应参与到这个诉讼中来。通过自己努力帮助加多宝获得法律上的认可，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记者：找您做公民代理的人多吗？

　　姚欢庆：非常多。为了不影响教学工作，我必须有所取舍。

　　记者：什么样的案件会让您为他做公民代理？

　　姚欢庆：当事人信赖我，这是前提。其次案件本身有专业价值，比如，加多宝和王老吉的红罐之争，具有很好的范例作用；中国标准研究院一案中，标准的设计有没有著作权也争议很大。

　　其实，我一直习惯于简单生活，并不希望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案子为自己博声誉，这是真心话。我愿意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一点一滴为社会公平做出贡献。相信只要大家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这么一点点，我们的“中国梦”就会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