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寿康是我国著名知识产权法学家、国际经济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他参加起草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三部法律，被视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奠基之作
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3月29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法学院601教室的两个屏幕上，随着一幅幅照片的淡入淡出，一位老人的精彩一生被慢慢呈现。几分钟后视频结束，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这是人大法学院教授郭寿康的追思会现场，就在此一周之前，郭寿康病逝，享年89岁。
郭寿康是我国著名知识产权法学家、国际经济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科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奠基人之一，参加了新中国多部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定工作。
追思会上，已85岁高龄的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会长孙琬钟教授连说了三个损失：“郭老的走是我们法学界一个重大的损失，是我们法学教育界一个重大的损失，也是我们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一个重大的损失，对我个人来说更是痛失了一位良师益友。”
三次转身
郭寿康曾在《郭寿康法学文选》的前言中，提到了自己专业学习和工作的“三次转身”，“每一次转身后都是重新做起，从头学习”。
人大法学院教授韩立余把这三次转身进行了概括：“求学期间学习资本主义体系法学，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学习社会主义法学；原来学习讲授民法，后学习研究国际公约；改革开放后又在知识产权法和涉外经济法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先生在不同的时期辗转于民法、国际法和知识产权法教研室工作，据我所知，都是服从组织分配的结果。”在郭寿康的学生兼同事，人大法学院教授赵秀文看来，这“反映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对党组织和党交给的工作的态度和正能量：一切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哪里更急缺，就把你拉到哪儿。”韩立余跟法治周末记者感慨，时代造就了郭寿康，让他成为了开拓者。
“郭老师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和佟柔老师合写过《关于民法调整的对象》，而佟柔对民法的影响很大部分体现在这儿。同样他和关怀老师、王益英老师等都有过合作，这些前辈后来都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但是郭老师没有成为像佟柔那样的民法学家。”韩立余遗憾地说。
而据郭寿康的学生、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万勇透露，郭寿康曾这样吐露自己一生做学问的遗憾：
“他略有伤感地说，他这一生做学问，尽管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但基本上是服从组织的安排。最开始研究民法，后来国家缺少研究国际条约、知识产权法的人才，他又转行开始做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虽说这样使他的研究领域比较宽泛，但也缺少了必要的专注度。”
郭寿康说万勇赶上了好时代，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做研究。他同时告诫万勇，不要什么领域热就去研究什么，要选择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做长时间的扎实研究，有所建树后再拓展到其他领域。
能够顺利完成“三次转身”和郭寿康对学习的热情和能力是分不开的。人大法学院教授刘春田回忆先师佟柔生前每次对自己谈起郭寿康，都赞叹后者超强的学习能力。
刘春田更曾在一篇文章中将郭寿康称为终身学习的典范，并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十几年前，人大法学院举办电脑培训班。自己心想年龄不当不正，不学也罢。在路过培训班时，他却发现年近八旬的郭寿康在聚精会神地听讲。
而在追思会上，多位郭寿康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老师的“会议往事”。据学生们讲，郭寿康热衷于参会，以跟踪学术前沿，每每开会都是专心去听、认真记录，且自始至终，参会到底，每次发言也必定头头是道。
“常有人问郭老师为何还如此热心新事物，他戏称：‘我是80后，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且得学呢！’我想，学习已成为郭老师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和主要工作方式，成为他的天性。”刘春田写道。
内引外联
“学贯中西”是法学界同仁们提到郭寿康时用的最多的词汇之一。
据介绍，郭寿康一生都在积极参与并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宣传中国法治进步，吸取国际先进经验，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此外，郭寿康还多次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国际会议。
“郭老师自小学便打下英语基础，但对多种语言的掌握，与他的自学是分不开的。”韩立余介绍说，“古时形容好学有‘三上’之说，也听师母谈起郭老师如厕读外语的情形。”
1952年，郭寿康到人大后，开始学习俄语。人大法学院教授郭禾跟法治周末记者讲起郭寿康学习俄语的往事：“很多俄语的问题，他自己说曾经专门请教过李立三的夫人，因为她就是俄国人。”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郭寿康去美国、欧洲等地的学校或者研究机构游学时，又开始学习德语、法语。据郭禾介绍，郭寿康共精通英、日、俄、德、法、意等6门外语。
“其实在文革期间，他自己说在干校劳动的时候，没事干，也在学习。那个时候就是拿毛主席语录各种语言的翻译版本在那里学外语。有了这个基础，到了那个环境下，自然也就无师自通了。”郭禾说。
而利用通晓多国语言的优势，郭寿康广泛涉猎国外在知识产权法律建设上的经验与成果，服务国内的立法工作。同时，还及时把中国知识产权的法制建设情况介绍到国外。韩立余对此总结了一个词：内引外联。
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郭寿康所写。所以，郭寿康在国际上很早就有了知名度。
1985年，郭寿康当选为国际促进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学会(ATRIP)创始会员和执委，成为当时来自亚洲国家的唯一执行委员。
“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欧美对中国的法学专家，要么就是不知道，要说知道的就是郭老，那个年代他在国外的名气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只要是谈到中国法律，而且不只限于知识产权。”郭禾说。
万勇曾在郭寿康的推荐下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以下简称马普所)从事访问研究。马普所前所长Straus教授告诉万勇，郭寿康的推荐信就像是著名银行的支票，他们都很信任。
韩立余感慨：“从某种意义上，就像刘春田所言，郭老就是一张名片。”
立法往事
郭寿康参加起草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三部法律，被视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奠基之作。
郭寿康曾对媒体回忆立法往事，称当时最大的争议是“搞不搞”。为此，国家曾专门开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建立专利制度。会议的讨论异常激烈，甚至“有人激烈地指责这次会议，甚至将矛头指向主持会议的领导人，以至会议主持人感到难以进行会议总结”。
而就在这种情况下，郭寿康被安排在大会结束时做一个系统发言。
郭寿康后来坦言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我的发言必须对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但又不能锋芒毕露。我两天两夜没睡觉，准备了一个发言，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郭寿康讲了很多例子，讲到“当时吃‘大锅饭’、搞一大二公，发明创造的东西无偿地捐给国家，是严重挫伤发明人积极性的事情”。
最终，郭寿康的发言起到了作用。1982年，中央表态，“从全局、发展的观点看，中国应建立自己的专利制度”。
刘春田在提到起草著作权法往事时，称自己和谢怀栻、郑成思三人“遇有意见不一时，常常辩论，辩到激烈处，有时面红耳赤，忘记了长幼之序”。而郭寿康则不然——即便有不同观点，他也从不急躁，而是侃侃而谈。
在郭禾看来，这得益于郭寿康早年所受的教育——他的知识结构和体系比较完整。加之郭老广览博闻，所以在谈到很多具体问题的时候，可以引经据典，娓娓道来。
“这是很多学者所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差异就会反映到立法和司法工作上——法律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又如何适用——当大家各执己见，在阐述各自理由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种学术功力的高下。”郭禾说。
韩立余告诉记者，中国入世前后曾面临重大修改专利法的问题，讨论要不要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扩大到药品以及其他领域，郭寿康力主扩大保护范围。
“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不保护就是保护。比如为了保护制药行业，不保护外国人的专利权，以便国内企业仿制。到现在看来，当时放在保护范围之内的行业都发展起来了。”韩立余说。
桃李天下
作为一个开创者，郭寿康一生中创造了诸多的第一，不仅是立法，在教学上同样如此。
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局长田力普曾提起一段往事：1979年，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利法研究班开班，郭寿康在没有任何教材的情况下，结合自己积累多年的专利法资料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传授给学员。
田力普称，郭寿康不仅讲授了全球几十个国家的专利法和专利法摘要，还提炼出我国专利法起草过程中的各种争议与争论以及他个人的观点供学员研习。而“据郭老讲，这也是他第一次讲授专利法”。
1986年，人大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成立，这是我国最早的专门从事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的机构，被称为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工作母机”，而受命组建这个“工作母机”时，郭寿康已61岁。
在郭禾看来，正是郭寿康教授的贡献改变了自己这一批人的人生轨迹——1986年，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时任总干事鲍格胥委托郭寿康给中国政府带来一封亲笔信，建议中国政府开设知识产权课程。郭寿康将此信转交国家教委，并作出一系列努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大在国内率先开设了知识产权法专业。
“郭老师为建立中国的知识产权法专业所做的工作，是开创性和基础性的，称其为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当之无愧。”郭禾说。2000年，在慕尼黑，当时的马普知识产权所所长薛瑞克教授用“Pioneer”这个词来评价郭寿康。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大设立版权与邻接权教席，郭寿康教授担任教席主持人，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我国设立的唯一的法学类教席。
郭寿康的法学教育工作并不仅限于国内。自上世纪80年代起，郭寿康就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研究机构讲授中国专利法和中国涉外经济法，同时还担任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客座教授。
而据万勇透露，就在去年身体欠佳的情况下，郭寿康仍然在带博士。“我2007年博士毕业，那时候郭老师已经80多岁，但还在给本科生上课。”从1948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算起，郭寿康已从事法学教育60余载。
严谨谦和
在进行科研教学的同时，郭寿康一生主编、著译了多部中外文著作，是国内第一个撰写国家统编教材知识产权部分(《民法原理》智力成果编)的作者，而就在他逾80岁高龄时，还翻译了《WIPO因特网条约评注》《版权法与因特网》等著作。
“郭老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万勇曾跟随郭寿康一同翻译上述著作，他告诉记者，自己翻译完之后，郭寿康都要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非常认真。
郭寿康还在翻译《版权法与因特网》一书的过程中，发现了多处疑问。他致信该书作者匈牙利著名学者菲彻尔，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见解。菲彻尔则回信表示，郭寿康的看法是正确的，并表示该书再版时会按照他的观点作修改。
“郭老师出了很多书，他在送人的时候都是写‘学兄惠存’，包括他的学生，比如我都写‘万勇学兄惠存’。一个老人家还称自己的学生为学兄，我觉得特别谦虚，非常平易近人。”万勇说。
郭寿康的这种谦和也体现在日常之中。
人大法学院教授李琛就提起这样一段往事：某年教师节，自己的先生前往看望郭寿康，由于郭老耳朵不好，门铃按了较长时间。但过了几天，郭老专门为此事给李琛打了个电话，说要向她的先生道歉，因为让他在外久等了。
“他经常是那种谦和到让你觉得你根本担不起……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李琛说。
“郭老师总是让人感觉到如沐春风，他那种坦荡就像阳光一样，一下就把人的心灵照亮了。”郭寿康的学生李峰峰还提到了郭寿康的平和，而这一点同样被很多人提及。
对于晚辈的提携，郭寿康同样不遗余力，亦被晚辈盛赞。“他常说的两句话：为了帮助别人，我愿意摇旗呐喊，还有就是为别人做嫁衣。”韩立余说。
“先生推荐了许多弟子到国外就读，其中相当一部分都获得了国外著名大学的硕士和博士，活跃在国内外的高校、科研和实务部门工作第一线，已经成为各单位的学术精英和业务骨干。”赵秀文写道。
郭寿康过世前不到一年，他开始做一件事——忙活赠送自己的藏书。
在韩立余的回忆中，郭老在2003年左右搬家时就送过一次书。在他第二次赠书时，依旧是一个人在那儿清点，然后把书分门别类地送给相应的人。
“我去他家，顺手翻起一本杂志看，结果他说，‘别动别动，这是给法学院的，这3本是给你的’。”韩立余说。
“现在回过头看，觉得也许他(感到时日无多)刻意为之。”郭禾说，“我们这个小圈子无不受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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