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上午，接到郭老师两位学生的电话，我即匆匆赶往海淀医院，等我赶到时，郭老师已经去世。看着那熟悉的面容，却是阴阳两隔，不禁凄然。找到两年前为《郭寿康法学文选》所作的序言，虽是短短4000言，我却是用心写的。今放到网上，与大家分享，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哀思。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愿郭老师生命与学术之树常绿
郭老师要出版《郭寿康法学文选》，嘱咐我写序。
郭寿康是我的老师。给师长的作品作序，总觉不妥。为此我多次请益郭老师，几度推辞，他执意要我写，我只好斗胆应命。
郭老师早年入北京大学，攻读法律学。当年授业老师，皆民国法学界翘楚，1948年毕业任教，已历65载。郭老师的学业功底，令人羡艳。郭老师过人的语言能力，令人称奇。对外经贸大学金渝林教授是有真学问的人，在知识产权界以严谨著称。有一次专门打电话给我，说刚看完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的对话节目，对郭老师的英语赞不绝口，说如果闭上眼睛，只用耳朵听，俨然一个外国学者。
郭老师从事法学教育65年。在人大长期从事民法学教学与研究，后来到国际法教研室工作。是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国际法学家、国际经济法学家、国际私法学家，还是我国第一代杰出的知识产权法学家。郭老师博闻强记，通六国语言，至今笔耕不辍，身先士众，带领学生翻译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不断有新书问世。他学问涉猎之繁博，阅历之丰富、学术生命之漫长，在当今中国法学界，罕有其匹。恩师佟柔先生生前每次对我谈起郭老师，都赞叹他超强的学习能力。郭老师学贯中西，声名遐迩，无论在亚洲，还是欧、美知识产权学界，谈到中国的知识产权时，几乎言必称郭寿康教授。我作为后学晚辈，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感触尤甚。今管中窥豹，写几点感受，用以告诉读者我眼中、心中的郭老师，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一、终身学习的典范
在香港，为了让社会保持活力，鼓励人们终身学习，还有专门机构评选这样的人物。我的一个学生，1956年出生，四十多岁时被评上，香港的报纸用大幅版面宣传，很是风光自豪。但比起郭老师，可谓小巫见大巫。记得十几年前，为了让中青年教师普及电脑操作能力，人大法学院举办电脑培训班。当时，我心想，自己的年龄不当不正，不学也罢。一次路过正在上电脑课的教室门口，不经意间，触目惊心的发现年近八旬的郭老师正聚精会神地听讲，那端坐的姿态，那孜孜以求的目光，那与满屋年少反差巨大的一头白发，那相对早衰的身体官能所蕴含的灵动、不懈的学习精神，惊人的一瞥中，顿时浮现一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活生生写照！那副场景让我记忆犹新，每每忆及此事，都让我羞愧难当、无以自容！我无法揣测郭老师当时的想法，但后来的实践给我的教育是：电脑绝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桥梁。电脑彻底改变了世界。电脑以及互联网技术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它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给人类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带来的革命性变革，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式的解放，以及它呈现出的令人眼花缭乱、惊惶赞叹、近乎“无所不能”的发展前景，最初对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郭老师却不惧年高，毫不犹豫地学习这一新事物，义无返顾地迈进这个新世界。这一件看似的“小事”，足见郭老师内心境界之高远。老一辈学者的学问，后人学习甚至超越，都不一定太难，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我后学晚辈，虽心向往之，却难望其项背。如今，十年过去了，郭老师已届米寿，却不改初衷。他对新生事物仍是那么出奇的敏锐，处理数据的能力还是那么快捷、准确，他保持着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时刻关注和追踪国内外知识产权的最新动态，天下风云变幻，尽入其法眼。欧洲的哪位学者出了新书，“云计算”给著作权法带来哪些新问题，哪个部门出台了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了什么最新司法解释，谁和谁发生了商标纠纷，美国专利法最近做了哪些重要修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在何地的讲演中提出了什么新观点，欧盟发出了哪条知识产权指令，美国做出了什么新判决，“反假冒贸易协定”又有何新进展，“十八大”如何表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的关系，等等，他如数家珍，了如指掌。郭老师兴趣之广泛，精力之旺盛，非常人可以企及。最令大家唏嘘不已的是，无论学术会议，还是报告会，只要有新意，郭老师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而且不管一天还是两天，一定参会到底，聚精会神地听，认真地记录。比起那些终日四处“赶场”，在哪里也坐不住的学术活动家，尤其令人钦佩。常有人问郭老师为何还如此热心新事物，他戏称：“我是80后，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且得学呢！”赤子之心，跃然言表。常言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我想，学习已成为郭老师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和主要工作方式，成为他的天性。
二、严谨治学的楷模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参加了著作权法的起草工作，参加该工作的还有谢怀栻、郭老师和郑成思。谢老性情耿介，对不同意见，从来是旗帜鲜明的反对，郑成思和我，正值盛年，也是不肯让人。遇有我们三人意见不一时，常常辩论，辩到激烈处，有时面红耳赤，忘记了长幼之序。郭老师则不然，即便他有不同观点，也从不急躁，而是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个制度，或一项规定，如何而来，哪国首创，何时订立、有何不同意见，为何修改，学界有何评论，现状如何，其他国家如何效仿，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用事实说话，从不凭空而论。最近，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郭老师作为专家组成员，对版权局草稿中有关“合理使用”的设计，有理有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依然是引经据典，令人信服。郭老师培养博士，从开题，到答辩，一丝不苟。他评阅论文之认真，无论宏观与细节，从论文题目设计、结构组成、逻辑安排、语法、引文，事无巨细，明察秋毫。一次博士答辩，有篇论文引用了一段希腊文，郭老师在看似不经意中提醒作者，生僻语种的材料不是不可以引用，关键是要谨慎，不能马乎，尽量避免错误，并指出了引文的错误所在，既令作者汗颜，也令在场的答辩委员暗暗称奇。对国外权威学者，郭老师尊重，但不迷信。他极为重视学术著作的翻译，他常说：“翻译是苦差事，能人不愿干，孬人干不了。”从20世纪五十年代起，他翻译了不少外国学术专著，注重质量，一丝不苟。几年前他翻译匈牙利著名学者菲彻尔的《版权法与因特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一书，发现了多处疑问，反复揣摩，不得其解。出于慎重，郭老师致信菲彻尔本人，提出了疑问和自己的见解。菲彻尔回复他，郭老师的疑问是有道理的，其见解也是正确的。并表示，再版该书时，他会按照郭老师的观点作修改。
三、行为世范的师表
如果说任建新院长是把知识产权的火种从国际社会引入中国的第一人，郭老师则是把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与政策告诉国际社会的第一人。郭老师是我国唯一参加了所有知识产权单行法律立法工作的学者。是我国知识产权高等法学教育的开拓人，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与教学事业的先行者。郭老师早在1981年就在人民大学研究生教育中，挂牌招收民法学知识产权方向研究生，开了新中国知识产权研究生教育的先河。还与国际著名的知识产权学者共同发起建立了“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与教育协会”，对中国乃至国际知识产权的教育和研究，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郭老师治学严谨，但是对不同观点，却又包容大度。对年轻人，凡是认真为学，即便见解偏颇，也宽容有加。两年前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郭老师对一位女同学论文设计的基本观点旗帜鲜明的提出批评，气氛一时紧张、凝重。表明观点后，郭老师话锋一转，又坚定不移的支持、鼓励她写这篇论文，指出学术没有禁区，真理是相对的，知识产权作与人类创新活动息息相关的一门学问，任何问题都可以探讨，任何思想和制度都可以质疑，关键是写出新意、成一家之言。此言一出，该生竟顿时泪如泉涌，失声痛哭。
郭老师作为前辈学者，淡泊名利、甘当人梯。他早年受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版权与邻接权教席主持人，对推动该组织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让这项工作得以可持续的发展，郭老师几年前就多次和我商议，主动提出应当选择杰出的青年学者接替他的工作，经过认真的研究，又经教科文组织的考察，教科文组织两年前续聘李琛教授为该教席的主持人。
无可置疑，郭老师的内心世界是极为丰富的，郭老师是知识的宝藏，是一本大书。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的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郭老师是地地道道的学者，凡其涉猎，无不求科班、地道、极致。他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琴棋书画，皆有见地，却又深藏不露。人民大学的知识产权学术团队，向来是“亲而不近，周而不比。”难得有一次大家聚在一起闲聊，谈到京剧，郭老师不经意间在纠正一位青年教师的说法时，竟随口讲起了京剧理论，从脚色到流派，从做派到板眼，从演员到琴师，从马连良到梅兰芳，从徐兰沅到李慕良，无一不如数家珍，娓娓道来。21世纪的中国，伟大，不应再是政治人物的专利。褒扬之词也不应再如此吝啬。1990年先师佟柔仙师，我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撰写人物介绍，对一位逝者用了“佟柔教授是一个伟大的人”一句，却被删掉。今天，我们发自内心，对一位为教育事业耕耘了65个春秋，已入耄耋之年的郭老师道声“杰出”，绝不为过。
郭老师年事虽高，却仍然致力于学术。我等晚辈，唯愿他老人家健康、硬朗，生命与学术之树常绿！
刘春田
2013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