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到办公室，我就从书柜里取出几本旧书，上面清晰地盖着“郭寿康赠”，一时难以抑制心中的悲伤。那是我与外子最后一次去看郭老，郭老翻出许多旧书送给我，当时他已没有力气签名，就让我们拿他的签名章自己盖。他吃力地说着：“我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做个纪念。”当时我心头一沉，听出一点告别的意思。但随后郭老师又谈起他正在组织的一项译著出版工作，我安慰自己：郭老师心气还这么高，一定能活到百岁！谁知道这是我与郭老的最后一次交谈！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真是迟钝！那次我们怕说话太久让郭老费神，但他还是挽留我们再坐一会儿。也许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不愿意让我们伤感罢了，故而没有渲染病情，致使我疏忽，没有再去看看他……

    我与郭老师结缘，始于2001年，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民大学设立版权与邻接权教席，郭老师担任主持人。因郭老师当时年事已高，院里派我协助他，教席开设的课程都由我俩合上。从学生那里得知，郭老师上课永远是站着的。对于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与知识产权条约的来龙去脉，郭老师如数家珍，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我陪郭老师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汇报工作时，有一位官员常常开玩笑地说：“郭老师，您本身就是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财产）。”

    郭老师做学问极其严谨，如果对一个出处存疑，一定要详加考证。有一天，他打电话让我帮忙找《伯尔尼公约》的法文本，说是要与英文本作对照。郭老师还十分好学，与时俱进。只要健康允许，各种研讨会、教授沙龙，必能见到郭老的身影。他行动不便后，有时为了听会，就让学生在人大东门找个出租车，打到靠近法学楼的西门。他跟着小孙女学习电脑，还笑着解释：“小孩子有耐心，不会烦我。”因为习惯英文打字，他发的电邮都是英文的。

    郭老师为人谦和低调，给我打电话，永远称呼“李琛同志”。如果去看他，结尾永远是“小汪（外子）还好吧”。他谈到年轻人的发展，特别喜欢用“摇旗呐喊”这个词。总是说：“我老了，但愿意帮你们摇旗呐喊。”郭老师多才多艺，却不显山露水。法学院大多数同仁只知道郭老师精通六门外语，却鲜有人知他还熟谙皮黄，拉得一手好京胡。有一次知识产权教研室聚会，几个同事唱了几句京剧，让他点评一下，他微微一笑，说：“看怎么个说法……”而后，他讲起京剧里的音韵，还示范性地唱了两句，我们便知他的京剧造诣之深非吾辈可揣。

    正因为郭老师的低调与安静，让我们没能及时关注他，留下种种遗憾。师母走的时候，他居然不告诉我，事后说起，他的解释是：“在正月里，不给你们添麻烦。”师母温良慈祥，当我和郭老师说话时，她总是坐在旁边静静地听。不必通过语言便能感到他们的夫妻情深。师母去世后，郭老师的身体急转直下，与过度悲伤有很大的关系。他第一次出现肾衰竭，住在海淀医院，我们去看他，他丝毫不提自己的病，反倒说：“你们都这么忙，跑来干什么。”走的时候，他叮嘱我与外子：“你俩要相互关照。”或许，那一刻他想起了师母吧？出院后，郭老师自己在家做腹膜透析，每天要花近四个小时。他从来不抱怨，不诉苦。医生叮嘱他要适量运动，他就每天早上拄着拐杖在校园里艰难地散步。我想，他一定很想活久一点，再多做一点事。他的忍耐与坚强迷惑了我们，真后悔没有多陪他几次……也许，郭老师更牵挂师母，希望早日在天堂与她相聚。

    昨天下午，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走，忽然意识到自己走到林园了！有一间堆满了书籍与材料的老式的三居室，老旧的沙发，从今要永远地空了……忽然看见一簇怒放的迎春，黄艳得那般无情。然而，于我们，这个春天都黯淡了……